兩個故事亦并非全無共同點，起碼其主角的職業(yè)都是自由撰稿人，以為媒體寫作為生。“杰夫在威尼斯”，即杰夫瑞·阿拉曼受某雜志之約，去威尼斯參加藝術(shù)雙年展；“死亡在瓦拉納西”，“我”為一報紙所托，前往印度瓦拉納西去寫一篇旅游文章。至于之后發(fā)生的故事，雖說大相徑庭，不過卻傳達出某種相似的況味，即無處可依的虛無感，有著萬般思緒，一旦著手實踐，頓時現(xiàn)出無力與無能。

    杰夫瑞·阿拉曼在威尼斯遇見了心儀的女孩勞拉，愛于是成了他在這座城市的救贖之旅。阿拉曼一反平日的懶散、無所事事，抖擻了起來，全神貫注于與勞拉的相約、調(diào)情、浪漫之夜，他們穿梭于威尼斯的藝術(shù)展以及大大小小的派對、聚會，看著力圖標新立異的藝術(shù)作品，聽著各式不咸不淡的言論，這次意外的艷遇似乎成為威尼斯之行的定心針。阿拉曼幻想抓住這次愛，因為對于他而言這意味著精神的救贖，不過美好的事物總是難以持久。雙年展結(jié)束，威尼斯的饗宴也到了終了的時候，眾人紛紛散去，包括勞拉，阿拉曼也陷入了空寂與虛無。

    而“我”在瓦拉納西的故事，情節(jié)性之淡幾乎可以稱為一篇游歷散記，徐徐而來，張眼觀望，諸多思緒，所在皆是。“我”顯然算得上入鄉(xiāng)隨俗者，一個西方人到了東方的印度，漸漸認知與認同了這個陌生國度的文化與習俗，但這種認同并非主體性極強的認同，這是一個“失魂落魄的人”，他在原有生活中似乎已空心化，因之身不由己地為另一文化所“化”。以至最終“我”有了藏身于袋鼠袋中的詭異幻覺，“我爬上口袋溫暖的邊緣很容易，就像爬上一堵短墻。我聽著加奴納的詠唱，身體前傾，放開，傾靠在空無之上。”

    不管是“我”還是阿拉曼，共有的舉動就是冥想，連篇累牘、無止無休，他們并不是不想進一步，而是喪失了踐行的能力，頭腦的紛紛擾擾大約已代替了一切，想過，等于已經(jīng)做過，自欺欺人也自得其樂。他們的焦慮只停留在紙面或思維中，即使有落實的機會，亦瞻前顧后，終究有意無意地錯失時機，讓時光白白流失。

    救贖是一個美好的字眼，阿拉曼和“我”都曾經(jīng)面對之，但終竟無法把握或慢慢偏離了方向。當所冀望的終變?yōu)殓R花水月時，一面難掩失望、惆悵，另一面迅速地為自己開脫。即使救贖好像伸手可及，自己也義無反顧，但豈知那只是一種幻覺，不過是陷入了冥想的混亂與瘋狂。

    如此揭示現(xiàn)代人的某種病癥，其實是作者的狡黠之處，因為他寫的是關(guān)于他的同類的小說，一切描寫都是其觀察與體味所得，包含著自省與自嘲，那種空無、那種虛幻，以及焦慮與軟弱，都有幽微如是的真實與真誠意味在。